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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会不会涨？有房的人认为会，没房的人认为不会。

对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群，给出不同的答案，这是所谓屁股坐哪里，脑袋就在哪里，用情感得出了结论，这种判断方式，类似于信仰。

是的，对房价的判断，形成了信仰。

在讨论之前，我请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无论我有没有房子，从逻辑和常识推导出的结论，最后不符合我的利益，我能不能接受？

答案是不能，我就建议你不看接下来的文字，保持你之前的看法。

答案是能，那我就详细说一下。

2016年，热点城市房价大涨，引发调控政策，最近，房地税的呼声，再现媒体。

即使官方的舆论，也是打架的。

先是《人民日报》刊文，认为房地产税无法降低房价。接着，社科院专家表态，房地产税一定会降房价。

这里面有一方，比较接近事实。是谁？暂时不说，先说点别的事。

你在饭店吃饭，有些店家会说：如果不要发票，可以打折。为什么不开发票更便宜？因为少了一部分税收。这是人人接受的生活常识，少交税，则成本低，售价低。

征税，等于增加成本，为了盈利，为了生存，必然提高售价。

如果征税可以降低价格，那么，饭店主人应该这样对你说：你要发票，可以打折，如果不要发票，我只好多收点钱。从有地球以来，有银河系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句话。相信我，没有一个。

任志强任大炮早先算过，房价里至少70%，都是各种税费，高达百余种，开发商卖给你10000元一平方米，税费收走7000元。

假想一下，你是一个很牛逼的人，能够决定税费，你对开发商说，我喜欢你的房子，而且我可以免除你的税费，也可以增加你的税费，你卖我多少钱一平米？

开发商说，大哥，你免税就让我为难了，我每平米少交7000元的税，生意没办法做，只能加价7000元，如果你真能加税5%，我就便宜卖你，每平米优惠3000元！

人，显然不是这样说话的。

你已经知道答案《人民日报》比较接受事实，房地产税降不了房价。

为何那么多人对房地产税报以厚望，认为在70%的税费以上再加若干，房价就会降？这就是违背经济学常识的信仰。

税收演变成非常复杂的体系，专用名词之多，可能连税法专家都头疼。但它最核心的一点是不变的，你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能理解：任何新增的税收，都在增加成本，这也逼迫提高相应的售价。

所以，房地产税只会加剧供需矛盾。它将让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得更高，让冰点城市的房价跌得更低。

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上涨，三四线以下城市房价不涨，甚至下跌。这现状可能让决策者头疼，我想，他们原本希望所有城市以同比例增长推进城市化。最好北上深广停止，万千小县城快一点。

所以，热点城市限购，限投资，希望把房价打下来，将人口驱赶到冰点城市。房地产税最后如果推出，也是为了实现这目标。

在人口净流入，供不应求的热点城市，一个卖家，应对两个买家，任何名义的税费，卖家都可以转移给买家，也就是说，用房地产税逼迫降低人们持有房产的愿意，是要落空的。

而在人口净流出，供大于求的冰点城市，房产不好转手，收益低，房地产税增加成本，持有者可能会选择抛出，冰点更冰。这些城市的资金，为逐利，将选择更加热切地投向热点城市，热点更热。

尊重市场选择，顺应人口流动方向，事情本来不难，把资源更多配备给热点城市，那么多人喜欢，多供土地，多供资金，供给多了，价格自然下降。逆其道而行之，需求越旺的地方，越是卡死供给，火上浇油，价格更要上天。

不要害怕城市变大，城市越大，分工越细，机会越多。人们骂骂咧咧，不离开城市，其实就是城市好。想买房子的人，其实都买得起，只要你每天愿意坐车8小时上下班，几十万就能买一套房子。前几天看一新闻，有人每天往返河北沧州北京上下班，你能像她一样，怎么会抱怨北京的房价？如果这位奇人是我的读者，希望留个言，我在评论区为你留位置。

所有人，包括决策者，都不害怕大城市，不指望以各种强制（税收是一种）赶人，那时候，热点城市的房价才会更加稳定，能容纳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超级建筑将出现，数亿人的大都市出现，这是人类文明与技术进步的荣耀，中国本有机会引领这潮流，为什么拒绝呢？

最后，再明确常识：货币越印越多，房价自然越来越高，不要一听到刺激经济就开心。

税收增加成本，房地产税不利于所有人，不要呼唤它。

没有房子并不致命，没有常识，陷入维护自己无知的狂热，那才可怕。

高房价的本质是财富再分配与掠夺问题

高房价背后是“容易的货币”

经济学通常认为货币是演化的产物，不是谁发明的，但是现代社会中使用的货币基本上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这种纸币体系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市场主体从权力手中获取货币比从其他市场主体手中获取货币更为容易，我们把这种与权力相关的货币称为“容易的货币”。它虽然“容易”，但购买力与那些辛辛苦苦赚来的货币相同。下文将要指出“容易的货币”不仅损害经济效率，损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而且也损害伦理道德。

“容易的货币”将扭曲企业家精神。假如企业家可以从权力手中轻松地获得货币，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创新和发挥创造性才能的动力，毕竟后者要承担风险，而且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当企业家开始转向赚权力的钱时，往往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再直接服务消费者，他们的活动不再创造社会价值，相应地，他们赚得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而是“关系租金”。一个例子是目前非常时髦的PPP，假如没有良好的约束机制，PPP很容易沦为商人与政府官员合谋，赚取“容易的货币”的手段，知名经济学家黄春兴教授称PPP为“计划经济的升级版”是不无道理的。

同样，由于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通过税收、卖地及银行贷款等获取的“容易的货币”，由于这些货币来得容易，而且官员自己不承担风险，政府在使用这些货币的过程中也就不会很谨慎，比如不少地方政府大量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上马效率不高的投资项目等，这样就进一步地制造了“容易的货币”，使通胀加剧，从而提高了土地价格与企业的用工成本，降低企业的赢利水平，甚至使很多企业破产倒闭，迫使一些外企撤离中国，从而损害了实体经济，可以说，这是“容易的货币”产生的“外部性”。

另外，“容易的货币”创造了虚假的需求。实际上，对商品的需求并不独立于信用创造体系本身，比如，房价的上涨说明对房地产的需求很大，但这种需求不是本来就有那么大，而是“容易的货币”催生出来的，是社会中充斥着大量“容易的货币”的必然结果。“容易的货币”制造了好看的经济增长数据，但却埋下了经济危机的风险，因为它催生出了资产泡沫，一旦这种货币的发行速度下降，那么资产的价格就有可能暴跌，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目前的高房价就是“容易的货币”人为地维持着的。

不仅如此，“容易的货币”对效率的影响还体现在扰乱市场价格上。我们知道，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但如上所述，“容易的货币”创造了虚假的需求，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价格的扭曲，而价格是市场中最基本的信号传递机制，分工交换都有赖于价格，价格扭曲就如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失灵了一样，会导致经济运行陷入混乱，实际上我们正在遭受这种混乱带来的折磨，只是由于这种混乱的代价很难用数字衡量，导致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而已。

除了对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外，“容易的货币”还有再分配效应或掠夺效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通货膨胀有财富再分配效应，这主要是从“货币非中性”这一特征出发的，“货币非中性”是指货币从银行体系中流出时，有的人先获得，另一些人晚获得，对后者来说，当他们得到货币时，物价已经上涨，这就相当于他们的财富被转移到了前者手中。这里要补充的是，除了时间上的先后之别会导致财富被非法转移外，获得货币的难易之别也同样会导致财富被非法转移。

众所周知，从市场中赚取货币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市场中赚钱需要切切实实地出卖自己的产品、服务，而那些靠近权力的人，他们赚取货币就容易得多。比如，有的高校老师热衷于给政府做课题，从政府那里拿项目，就是因为从政府的课题经费中获利比从市场中赚钱更容易，有的高校老师通过给政府做项目，一年赚一套房都不困难，同样，一些企业从政府手中获得的大量补贴也属于这种“容易的货币”，一些企业正是通过这种补贴扭亏为盈的。那些获取了容易的货币的人，相当于掠夺了没有获得容易的货币的人。普通纳税人辛苦赚取的钱，被这些拥有与靠近权力的人轻松地转移到自己的口袋中，当然，这种财富转移方式是非常隐蔽的。这种非法的财富转移也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被不公正地扩大。

除了上述借助于政府之手实现的财富转移之外，“容易的货币”也通过房地产市场或资本市场实现的财富转移。如前所述，拥有大量“容易的货币”的人会把这些货币转变成房子，推高房价，而这对那些没有“容易的货币”的人来说是灾难，因为这往往意味着他们要用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买这些由“容易的货币”转化而来的房子，相当于拿“辛苦钱”去换“容易的钱”，这是何其的不公正！如笔者一直来所坚持的，房地产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房价的高低问题，而是其背后的财富再分配与掠夺问题，或者说，房价上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价格现象，它体现的是对大众财产权的一种侵犯。

“容易的货币”是道德堕落的催化剂。当一个人试图通过寻租而不是通过创造获得收入时，他在道德上就已经堕落了，而“容易的货币”为这种堕落提供了可能性，它鼓励一些人努力与权力搞好关系，轻松地赚钱，而让他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代价。

以上谴责“容易的货币”，但货币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在于权力。要消除“容易的货币”所导致的种种危害，除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约束权力之外，从根本上说，是要让货币独立于权力，实现货币本身的市场化，也就是回归货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