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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在全国多地调查发现，在不少试点中小城市，尽管农民进城落户已实现“零门槛”，但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笔者认为，无论城镇化、半城镇化，还是逆城镇化，都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在城镇化问题上，不能追求数字指标，不能让农业转移人口“被落户”，要允许农民“等等看”“比较下”。

农民户口含金量增加有限，发展依然远远落后于城市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状况很不平衡。有相当部分农民为自己转不成市民而苦恼，但也有一些农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比城里差。有一些农民在城市定居、工作，但出于种种考虑，没有选择户口迁移；有些人甚至觉得农村户口含金量增加，已超过城镇户口，愿意将户口迁到农村。当然，这只是部分地区的情况。在大城市近郊，城镇化会带来土地升值，承包地征地补偿、宅基地价格上涨。而对于大多数县域的农区，农民户口含金量增加有限，农村发展依然远远落后于城市。

无论何种情况，农民都有选择是否到城里落户的自由

由于政策的限制，一旦农民在城里落户很难再迁回农村；原本是城镇户口的，更不能迁到农村。农民关心的不是简单的户口本上的城镇或农业字样，关键是依附在它后面的社会保障和各项福利能否同步跟上。目前，对农民落户“零门槛”的多是三四线城市，即使进城的农民选择落户，他们也看不到直观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少农民对此不积极也是正常的。

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可能影响城镇化率一时的提升。但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要警惕过于看重城镇化率指标的倾向。总体看，我国城乡间差异越来越小，但不同农村间差距却仍然很大。农民不再简单向往城市户口，而看重户口背后的含金量有多大；也不再简单想要逃离农门，而是看经济安全感和情感归属感强不强。因此，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逼农民进城落户的事情。

农民一旦彻底离开土地，就要承受很高的城市生活成本

一些报道提到，农民不愿落户到城市是因为担心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收益权益落空。事实上，中央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现阶段，农民工落户城镇，是否放弃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本人意愿，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收回。这对于提高农民进城落户积极性、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为进城农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一些地方提出要农民以“宅基地换房、承包地换社保”，是违反中央政策精神的。在一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用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收益权只换来了一套城镇住房和低标准社保，既没有当地市民的高标准福利，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这种不安全感，加剧了农民把农村户口及其背后的土地当成“护身符”的冲动。

相对农民工单个人的城镇化来说，农村家庭的城镇化很难一蹴而就。城镇化不同于工业化，无法只依靠经济快速增长而实现。而农民一旦彻底离开土地，就要承受很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比如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农民对此依然存有顾虑。因此，不妨在农民“等等看”的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改革措施，增加户口背后的含金量。

农村户口的“含金量”，重在放长农民的利益链条

农村户口的“含金量”，指的是依附于农村户口的承包土地、宅基地等物权，以及近年来逐步提高的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农村户口“含金量”的提高，不少进城务工人员权衡利弊之后，认为放弃农村户口落户城市“划不来”。农民工一旦落户城市，即使短期内土地不被收回，时间一长也就不好说了，关键是附载于农村户籍上的其他利益也将失去，这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对收入不高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必须好好思量落户城市后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的问题，比如，城里的房子是否买得起、工作问题怎么办。而这些问题在农村往往都不是问题，房子有，土地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愁。与农村相比，落户城市的成本太高，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民工成为市民的念头。

要想让农民更愿意进城成为户籍上的市民，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必须放长农民的利益链条，比如，让宅基地入市，释放其含金量等。唯有如此，农民才能真正有底气、有意愿、踏踏实实走进城镇。

进一步讲，必须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限制，让城里人和农村人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自由流动，发挥各自所长，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农民迁徙到城市就自然成为城里人，同样，城里人也有获得农业生产资料的权利——大学生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城里人有到农村生活的愿望，这种“新农民”可能越来越多。他们给农村带去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将成为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力。相比那些宁可土地撂荒、农房空置，却要保留一个农村户口的人，他们更有资格当“农民”。这样的“农民”也更能提高农村人口的含金量，推动农村的发展建设。